在浏览科学普及内容时，常常能见到激烈的讨论，特别是当涉及“人类起源于非洲”的话题时，评论区总是沸腾。一些人会提供古人类化石的研究数据，另一些人则援引分子遗传学的研究，还有人提及文化自信，有的人更是上升为“西方阴谋论”。讨论最终往往偏离主题，“为什么说我的祖先来自非洲？我不认同！”“非洲那么落后，怎么可能是人类的发源地？”“这就是西方人编造的，用来贬损我们的！”有趣的是，参与争论的人中，很多并不关心化石的形态或者基因的分析。你讨论Y染色体，他们可能提到民族情感；你讲古人类遗址层面，他们则引用五千年的文明。从本质上看，这并不是一次科学的争论，而是一场关于“群体身份”的心理防御战。

我们常常提到的“我们的祖宗”，反映了怎样的心理呢？要解释这一点，需要从我们熟悉的历史语言说起。在讨论历史时，我们常说“我们的汉唐”，也许你从未见过两千年前的汉朝人，他们也不知有你的存在，但仍然有很多人习惯性地将其视为“我们的汉朝”。类似地，在看奥运会时，当中国队夺得金牌时，人们也会说“我们赢了”，你即便不认识运动员，甚至未参与他们的训练，但依然会感到那是“我们”的胜利。这反映的是社会心理学中的“感知集体连续性”。

早在2007年，心理学家萨尼团队就对此进行过研究。他们发现，个体自然会将自己属于的民族或国家视为一个跨越时间的共同体，包括文化的传承和历史阶段之间的身份联系。简而言之，我们默认古代人是“过去的我们”，而现代人是“现在的我们”，未来的后代是“未来的我们”，虽然不同时空的人并不直接相连，但他们共同属于一个身份整体。将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人的历史观中，我们会说“中华文明影响了日本和朝鲜半岛”，严格来说现代人并未直接到古代教导他国，但大家都能理解这句话，因为在历史上存在集体承传。

这一心理机制并没有问题，反而是文明传承的力量基础，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归属与自豪。然而，问题在于这份集体连续性并非完全中性，我们并不会以相同的方式接受所有历史。2017年，心理学家罗斯、胡贝尔等人进行了相关实验，揭示了这一点。他们把一段群体历史分为两种叙述：一组强调“祖先创造了辉煌文明”；另一组则提到“不光彩的历史”。同时，他们分别强调参与者与祖先的联系或者将其视为独立过往。结果显示，当祖先的历史是积极时，强调连续性大幅提升身份安全感与自豪感；反之，若历史负面，则会引发身份威胁与反感，特别是身份认同感强的人，反应更为明显。

这可归结为一个人性本能：祖先光辉时，“那就是我祖宗！”；若祖先身上某种特质令人不悦时，“与我们有何关系？”这样的情感在家族中一致体现，家谱中大家拼命寻求有历史名人的先祖，但如果历史上有奸臣或叛徒，后人主动切割与之的联系。国家与民族同样如此。2007年，萨德拉与罗斯关于群体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发现，认同感强的人会潜意识地遗忘本群体的暴力历史，而对受到的苦难却记得尤为清晰。2010年的研究进一步指出，当群体的负面历史威胁今天的身份时，人们会试图将其心理上远离，并且这种距离与集体罪责感和补偿意愿呈负相关。

我们的历史记忆往往带有过滤，利于身份的部分被拉近，不利的呢则被远离。